“四皓”、“南山”与陶渊明

扬之水

“四皓”、“南山”与陶渊明

一

“四皓”是历史上一组有名的人物，其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那就是汉帝刘邦欲废吕后所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。留侯张良为吕后支招：有四位老人，因上慢侮人，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。若能卑辞安车，请其出山，是一助也。后果如所计。此四位老人即东园公、甪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，年皆八十有余，须眉皓白。但其所逃之山的山名商山和“四皓”的统称，在正史中要到一百多年后东汉班固撰写的《汉书》才出现，那就是高帝“求聘四皓”，又“此四人者，当秦之世，避而入商雒深山，以待天下之定也”。至于“商山四皓”联缀成词，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《商山四皓赞》为较早。

但“四皓”所隐之地，“商山”之外，还有“南山”一说，且其在载籍中出现的时间，甚至还较前者为早，此即西汉扬雄《解嘲》所云：“四皓采荣于南山。”荣者花也，或谓名声。不特此也，“南山四皓”成词，似亦早于“商山四皓”。宋陈彭年《广韵·十六蒸》“应”条下：“汉有应曜，隐于淮阳山中，与四皓俱征。曜独不至，时人语之曰：‘南山四皓，不如淮阳一老。’”据此，则“四皓”当时就有称“南山四皓”的了。又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“颢”字条：“南山四颢，白首人也。”颢，白貌。与较早提出“商山四皓”的曹植同时的孔融，亦用过“南山四皓”的说法。那么“商山四皓”与“南山四皓”二称究竟何者为是呢？查唐李泰《括地志》：“终南山……一名南山。”可知南山即终南山也。又考宋程大昌《雍录》：“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，西起秦陇，东彻蓝田，凡雍、岐、郿、鄠、长安、万年，相去且八百里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，皆此之一山也。”唐柳宗元《终南山祠堂碑》：“惟终南据天之中，在都之南，西至于褒、斜，又西至于陇首，以临于戎。东至于商颜，又东至于太华，以距于关。”按《汉书》“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”句，唐颜师古注：“商颜，商山之颜也。谓之颜者，譬人之颜额也，亦犹山领象人之颈领。”合此数条，又可知终南山绵延八百里，商山为其支阜。是则称“商山四皓”者为详言之，称“南山四皓”者乃统言之。“四皓”所隐商山的具体位置，史书及舆地书中亦有记载。《汉书》“避而入商雒深山”句，颜师古注：“即今之商州商雒县山也。”《水经注》卷二○“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，东南过其县南”句，北魏郦道元注：“县故属京兆，晋分为郡，《地道记》曰：‘郡在洛上，故以为名。’……楚水注之，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，昔四皓隐于楚山，即此山也。其水两源，合舍于四皓庙东。”杨守敬疏：“盛弘之《荆州记》：‘上洛县有商山，其地险阻，林壑深邃，四皓隐焉。’旧志，山在商州东八十里。《水经注》谓即州西南之楚山，非也……《地形志》：‘上洛县有四皓祠。’《一统志》：‘四皓庙在商州西金鸡原。’”可知商山之具体所在，古人的说法早不能完全一致，但大体上的位置还是清楚的，即在汉时的上洛，今陕西东南部商洛市属地。商洛市辖区内今尚存有多处“四皓”遗迹，如商州区南高车山、西金鸡原均有四皓庙，丹凤县城西商镇有四皓墓，洛南县城西南有因四皓山而得名的四皓乡，等等。

关于这些遗迹的真伪问题，或许可以这么来看，(一)商山虽为终南山之支阜，但其自身也是一条山脉。据商洛市商州区博物馆雷文汉介绍，它西起商州区南的流峪口，并丹江东下，止丹凤县东，绵延亦达百余里。雷氏并且认为，商山既如此之广袤，“四皓”隐居之地不止一处，则完全可能。(二)“商山四皓”在后代与其说是一组历史人物，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，后来的人们一面使用这个文化符号，一面也在用自己的想象建构这个符号。比如，“四皓”何时和因何隐居，在《史记》中，“四皓”亲口对刘邦说：“陛下轻士善骂，臣等义不受辱，故恐而亡匿。”《汉书》既从而因袭之，却又谓：“此四人者，当秦之世，避而入商雒深山。”避秦还是避汉，这之间的参差可不算小。此外，“四皓”原仅有名号，其姓名汉前著述不载，是在晋人皇甫谧《高士传》、江敞《陈留志》这些书中，完成了为其安排姓名的工作，所以歧说纷纭，如东园公或姓唐或姓庾，绮里季又叫绮里季夏，夏黄公或姓黄或姓崔；另外，东园公又叫园公，又叫圈公。颜师古讥之为“自相错互，语又不经”，实亦不足怪矣。至于所谓汉高祖给太子的手敕，“群臣咸称汝友四皓，吾所不能致，而为汝来，为可任大事也”云云，和张良致“四皓”书“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”云云，本来就是小说家的踵事增华，更不必较真。当年顾颉刚提出过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的命题，“商山四皓”不过是其中之小而又小者。

“商山四皓”与“南山四皓”长期共存并行，但更为人所知的还是“商山四皓”的说法。所以沈从文看到“近半世纪新出土两件文物”，一是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竹筐，另一是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土的画像砖，上面的两幅“四皓”图旁都有“南山四皓”的题识，就感觉非常新鲜。他初见前一件文物，还怀疑是“商”、“南”形近，乃题识者之笔误。当再见到后一件文物，才敢于肯定“南”字不是误书。这说明传世文献中屡见的“南山四皓”，他可能未曾注意及之，这就难免要影响判断的准确了。比如他说竹筐的年代大致在两汉之交，“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‘南山四皓’的”。但从上述可知，把这四个人叫作“南山四皓”的，何止“那时”，又何止“民间工师”而已！至于他结合画像砖的年代，说“原来史传上的‘商山四皓’，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‘南山四皓’”，就又似乎表明他对那时传世文献中与“南山四皓”并行的“商山四皓”注意得也不够。

二

陶渊明《饮酒》其五(结庐在人境)是一首名诗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是其中的名句。历代关于这两句诗的争论颇多，但多集中在下句第三字作“见”还是作“望”上。到了沈从文的文章出来，又增添了一种饶有意趣的见解。沈从文说：“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，欢喜引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。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，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，不以得失萦怀累心。东篱采菊是实，所见南山也不尽虚。我惭愧读书不多，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，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，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，正可和‘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发生联系，用事虽不同，立意却相近。原来渊明所说‘南山’，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，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！何以为证？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，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。”此见解虽新颖，存在的问题却是明显的，现在让我们来讨论。

“商山四皓”又称“南山四皓”，诚然。但何以陶氏所见之“南山”指的就是“四皓”所隐之南山？何以陶渊明就是想起了那座南山中的“四皓”呢？文章中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。夷考陶氏一生行实，其足迹未曾踏及北地，故其“悠然”所“见”者若为实写，则必非北地之商山，是可必也。而凡读陶诗者，实不难判断其为实为虚也。谓其为虚写者，岂不见紧接其后的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二句乎？且由历史上辨为“见”为“望”者之众可知，历代读此诗者亦多解为实写。如苏轼这段有名的评论：“因采菊而见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‘望南山’，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。”又清方东树云：“此但书即目即事，而高致高怀可见。”王国维云：“写景如此，方为不隔。”以上“境与意会”、“即目即事”、“写景如此”云云，是其意皆以陶诗所写为实景也。又南宋洪迈云：“渊明诗文率皆纪实，虽寓兴花竹间亦然。《归去来辞》云：‘景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旋。’其《饮酒》诗二十首中一篇云：‘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。凝霜殄异类，卓然见高枝。连林人不觉，独树众乃奇。’所谓孤松者是已，此意盖以自况也。”范子烨深韪此说，并“为补充与‘孤松’至为相似之一例”，那就是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诗：“流目视西园，晔晔荣紫葵。于今甚可爱，奈何当复衰。”与《止酒》：“好味止园葵。”谓园葵即西园之葵。按，渊明诗文是否“率”皆纪实自可再论，但古今学者拈出的二例，证明了渊明诗歌的写实特征，那是无可怀疑的。这对于我们理解“南山”的写实性，也自具有启发意义。

因对陶渊明享年的看法和对诗句的理解不尽一致，古今学者对包括此诗在内的《饮酒》组诗的系年出入颇大，但无论何种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都认为作于闲居浔阳故宅时。按东晋时浔阳故地在今九江市西，庐山正在其南，故论者多谓“南山”即“庐山”。查陶诗中“南山”凡三见，除《饮酒》其五的本条外，另二条为《归园田居》五首其三：“种豆南山下。”《杂诗》十二首其七：“南山有旧宅。”此外还有《游斜川》提及的“南阜”等，亦均显指庐山，前人亦固已言之矣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二句前人评论纷如，根据理解深浅的不同，我们可以将之分作三层。偏于表层者谓其“境与意会”、“即目即事”，已见前引；探其中层者谓其“悠然忘情，趣闲而累远”、“闲远自得”；悟入深层者谓其“知道之言”、“深入理窟”。而此最后一层，亦有举以解其全诗者。知什么道？入什么理？但凭意会，出语则落第二义矣，但这里仍愿举两则以供读者参考。明郎瑛云：“夫《饮酒》第五首，脍炙人口者也。尝往来胸中，若有所得其好者。夫以第一句‘结庐在人境’，似静中有动；第二句‘而无车马喧’，似动中有静。三四句‘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’，即心境浑融处也；五句‘采菊东篱下’，是潜心求一，六句‘悠然见南山’，是得一之征矣；七八句‘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’，乃至和充溢，表里盎然；九句‘此中有真意’，所立卓尔；十句‘欲辨已忘言’，正未由也已。可见陶公心次浑然，无少渣滓，所以吐词即理，默契道体，高出诗人，有自哉！”清王士禛云：“通章意在‘心远’二字。‘真意’在此，‘忘言’亦在此。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，空洞无涯，故所见高远，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，又岂俗物之可妄干。有时而当静境，静也，即动境亦静。境有异而心无异者，远故也。心不滞物，在入境不虞其寂，逢车马不觉其喧。篱有菊则采之，采过则已，吾心无菊。忽悠然而见南山，日夕而见山气之佳，以悦鸟性，与之往还，山花人鸟，偶然相对，一片化机，天真自具，既无名象，不落言诠，其谁辨之？”人多称陶诗隐居田园之作“平淡冲和，潇洒脱落”，“天机和畅，静气流溢”，这首诗就是这类诗的典型代表。所以，鲁迅虽于陶渊明其人持“倘有取舍，即非全人”说，被选来作为与其“金刚怒目式”相对立的“浑身静穆”类代表的，却正是“悠然见南山”这一句，因为他的理解与常人是同样的：“在东篱下采菊，偶然抬起头来，悠然地见了南山，这是何等自然。”

三

“四皓”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其核心内涵不是一个而是两个，并且是相反的两个，就是肥遁避世和出山辅政。古人多有绾合二者而颂咏之者，如三国魏曹植《商山四皓赞》：“嗟尔四皓，避秦隐形。刘项之争，养志弗营。不应朝聘，保节全贞。应命太子，汉嗣以宁。”白居易赏识其“出处两逶迤”，表达“天下有道见，无道卷怀之”、“何必长隐逸，何必长济时”的传统思想。但也有不以为然者，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就针锋相对，讥讽其出处两失宜，所谓“舍大以谋细，虬盘而蠖伸”。晚唐人蔡京《责商山四皓》：“秦末家家思逐鹿，商山四皓独忘机。如何鬓发霜相似，更出深山定是非。”则转而嘲其不能终隐。这可说是“四皓”接受史中一种特别的声音。“四皓”给予后世更大影响的，似乎又还是其作为隐者的品格。唐李华《四皓赞》：“时浊代危，贤人去之。商洛深山，鸾鹤潜飞。汉以霸兴，皇王道衰。玉帛虽至，先生不归。吾非固然，可动而起。庞眉皓发，来护太子。至尊动容，夺嫡心已。四贤暂屈，天下定矣。返驾南山，白云千里。”虽然意涉二端，重心却显然落在功成身退、出而终隐。

还有更多纯粹将“四皓”视作隐士而加称颂的文献，如《汉书》将其与之前的伯夷、叔齐和之后的郑子真、严君平等逃世者并举，并谓“自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、郑子真、严君平皆未尝仕，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，近古之逸民也”。汉光武帝刘秀亦有诏曰：“自古尧有许由、巢父，周有伯夷、叔齐，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。自古圣王皆有异士，非独今也。”东汉末荀悦：“想伯夷于首阳，省四皓于商山，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。”三国魏阮瑀：“四皓隐南岳，老莱窜河滨。颜回乐陋巷，许由安贱贫。伯夷饿首阳，天下归其仁。何患处贫苦，但当守明真。”又《后汉书》分逸民为若干类型，其中一类是“或去危以图其安”，唐李贤注：“四皓之类也。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如果我们硬要将陶句中的“南山”理解成虚写，南山确指“四皓”所居之“南山”，“见南山”确是想起了“南山四皓”，那么想起的又是“南山四皓”的什么呢？其意又偏在何端呢？

鲁迅说：“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‘田园诗人’、‘山林诗人’，是没有的。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，也是没有的。”他多次提到陶渊明“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”，“陶潜正因为并非‘浑身是静穆，所以他伟大’”。这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宏观把握是正确的，陶渊明的入仕轨迹俱在，他的诗文包括集忧愤孤傲、激昂感慨与闲情高致于一体的《饮酒》组诗俱在，皆能证明这种对陶渊明的判断也是符合事实的。不过这并非鲁迅的独得之秘，宋末元初王应麟就说：“陶靖节之《读山海经》，犹屈子之赋《远游》也。‘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’悲痛之深，可为流涕。”清代顾炎武也说：“栗里之征士，淡然若忘于世，而感愤之怀，有时不能自止，而微见其情者，真也。”近代龚自珍的诗句则云：“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。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《梁甫》一分《骚》。”至于王国维还举过陶渊明的“终日驰车走，不见问所津”，称为“诗人之忧世也”。从学术的角度说，这类见解显示了研究者视野的全面和立场的辩证，是其可贵之处。但亦因如此，我们在研究陶诗时就不能一以这类见解为依归。如果这样，这类见解就成为我们全面考察和辩证理解陶诗的障碍了，就和它们体现的精神背道而驰了。宋人黄彻说：“世人论渊明，皆以其专事肥遁，初无康济之念，能知其心者寡也。”清人谭嗣同说：“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，非无意于世者，世人惟以冲淡目之，失远矣。”但我们要知道，“皆以其事肥遁”和“惟以冲淡目之”的问题出在“皆”和“惟”，而不出在“事肥遁”和“冲淡”。“事肥遁”和“冲淡”自是陶渊明其人其诗不可否认的另一重要特色，而且，是基本特色。陶渊明一生享寿有六十三、七十六岁等多说，较正式的入仕时间满打满算不过八年。他临终所说的“寿涉百龄，身慕肥遁”(《自祭文》)既非虚语，梁钟嵘称之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，则亦可称良有以也。“尝读《高士传》，最嘉陶征君。日耽田园趣，自谓羲皇人。”唐人孟浩然的这种理解也就不能算不对。至于他少仕多隐的原因，自然有道紊世乱、不偶于时的无可奈何，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其“质性自然，非矫励所得”(《归去来兮辞序》)的天性和“廉深简洁，贞夷粹温”的胸襟。然则其诗中多隐逸之作、静穆之篇如《饮酒》其五之类，就不仅是理之所当然，而且必得如此，方可称名实相符。

陶诗中确有明确咏及“四皓”的作品，相对于一百几十首的全部诗作来说，数量还不算少，却无不指向“四皓”高邈绝尘、避隐遁世一点。第一首为《桃花源诗》：“嬴氏乱天纪，贤者避其世。黄绮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”语意甚明，无庸赘言。第二首为《饮酒》其六：“行止千万端，谁知非与是。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毁誉。三季多此事，达士似不尔。咄咄俗中恶，且当从黄绮。”诗句体现了作者的感愤之心、康济之念、忧生之情，证明了鲁迅的那句话，“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”。但这些怀抱、念头和心绪竟归于一，就是“且当从黄绮”，所以王叔岷笺证云：“第六首言超然于世俗之是非，自甘退隐也。”第三首为《赠羊长史》：“路若经商山，为我少踌躇。多谢绮与甪，精爽今何如。紫芝谁复采，深谷久应芜。”诗为赠羊松龄衔命出使秦川称贺刘裕破后秦平关中而作，秦川为四皓隐地商山之所在，故诗句道及之。宋吴仁杰谓此数句“与《饮酒》诗‘且当从黄绮’同意。当桓、刘之世，先生不出世，如避秦也”。可知，即使在送官员出使的时候，一个归园田居者表达的，依然是对异代不同时的另外四位归隐者的礼赞！第四首为《蜡日》：“未能明多少，章山有奇歌。”二句意晦，潘重规、王叔岷认为，章山即商山，奇歌即四皓紫芝歌。若果属意于紫芝歌，则自亦属意于隐遁矣。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！陶渊明对于“四皓”确实是心驰神往的，但其心之所属并不在其辅政一点，而在其隐遁一点，就是王叔岷所说的：“商山四皓之隐遁，固陶公所向往者。”而其所以向往之原因，上引宋人吴仁杰数句既早作出了分析，王叔岷亦云：“四皓处秦、汉易代之交，退隐商山；陶公处晋、宋易代之交，退隐田园。其境遇相似。”因而，这首被宋人称为“摆落世纷”、“超然邈出宇宙之外”的诗，其中的“南山”不应与“四皓”相涉。果若相涉，其向往于“四皓”者亦决非在其出山辅政，而在其高蹈避世。就是说，不是“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”，而是“想起南山之中的那四位隐居老人”；不是“正可和‘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发生联系”，而是体现了陶渊明追慕“四皓”、翛然绝尘的心情。

关于“悠然见南山”，除文博学家沈从文外，训诂学家徐复又有一种解释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：“翟汤字道深，寻阳人，笃行纯素，仁让廉洁，不屑世事……司徒王导辟，不就，隐于县界南山。”徐复据此谓“见”当作“望”：“望南山，指翟汤言。望谓注仰，有向往义……作‘见’义无可说。”此说与沈说一样别开生面，但也与沈说一样全然未作论证。因此，虽然陶渊明的继室出于浔阳翟氏，虽然向往隐士比向往辅政与全诗的基调来得相合，结论却同样显得仓促，穿凿不足以服人也。又王瑶释“采菊”二句：“相传服菊可以延年，采菊是为了服食。《诗经》上说‘如南山之寿’，南山是寿考的征象。”这些都属于化空灵为质实，变悠远为执著，变理趣为看似有理而其实无趣了，故统不取。清人沈德潜对于陶诗有一种看法：“晋人多尚放达，独渊明有忧勤语，有自任语，有知足语，有悲愤语，有乐天安命语，有物我同得语。”应当说，晋人放达的外表下也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，沈语于此似稍有未达一间之憾，但他指出陶渊明诗歌内容和情感的多样化，确实是很有见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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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山虽为终南山之支阜，但其自身也是一条山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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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商山四皓”在后代与其说是一组历史人物，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，后来的人们一面使用这个文化符号，一面也在用自己的想象建构这个符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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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园公或姓唐或姓庾，绮里季又叫绮里季夏，夏黄公或姓黄或姓崔；另外，东园公又叫园公，又叫圈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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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对陶渊明享年的看法和对诗句的理解不尽一致，古今学者对包括此诗在内的《饮酒》组诗的系年出入颇大，但无论何种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都认为作于闲居浔阳故宅时。按东晋时浔阳故地在今九江市西，庐山正在其南，故论者多谓“南山”即“庐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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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皓”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其核心内涵不是一个而是两个，并且是相反的两个，就是肥遁避世和出山辅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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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自珍
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。
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《梁甫》一分《骚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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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羊长史
路若经商山，为我少踌躇。
多谢绮与甪，精爽今何如。
紫芝谁复采，深谷久应芜。

扬之水

晋人放达的外表下也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

张庆东字恕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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