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

扬之水

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歌类型,边塞诗的豪迈意气,曾支撑起我们民族精神品格中勇武顽强的一面,然其豪放有余、内敛与反思不足的缺点也是明显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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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文献中这一首首浸透忧伤的诗章,表明真正走进边塞的诗人,无论作为观察者,还是当事人,都已从亲身体验中冷静反思战争的得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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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西北民族关系,根本上是由唐与吐蕃两强主导。特别是河湟沦陷所造成的兄弟民族关系的紧张与疏远,所带来的骨肉分离、遗民血泪,在中唐以后的中原诗歌中,已被反复吟咏。敦煌民族题材诗歌,作为当地人记当时事,所写内容则可验证中原诗人的判断与推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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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中晚唐诗人的河湟诗歌创作,在对故地遗民表达系念的同时,其实也包含着一种不宜明言的担忧遗民归属感日渐淡薄的隐衷,那么这些敦煌诗歌,连同中唐入蕃使节吕温在出使途中创作的《经河源军汉村作》《题河州赤岸桥》等章描写的遗民义举,表明生活在沦陷区的广大士民,无时不在坚守民族文化传统,正因有这种坚强持久的情感与信念作支撑,流离百年的河湟土地民众,才会最终迎来壮丽的回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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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湟回归的历史意义,与之相比毫不逊色,而且相对于土尔扈特回归时,有强大的清王朝作为接应,河湟的回归,更多地只能依靠西北人民自己的奋争。这种奋争,所依靠的最为关键的精神支柱,正是那份艰难取得的文化凝聚力、统摄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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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民对河西的归属之感,是西北人民以血肉之躯浇灌出的精神绿洲,本质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必需之文化认同、民族认同乃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,高度一致。有了这样的绿洲,西北人民就有了底气,有了依托;有了这样的绿洲,如果中原王朝强大清明、足堪托付,他们自然会以之为后盾,如果反之,他们也毫不慌乱,也能够战胜自然和历史的各种挑战,顽强地生存下来;不仅生存下来,而且还会以高度的自觉,为保存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、文化血脉付出艰辛努力。这也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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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佛教诗,则不仅反映了河湟蕃占时期,佛教在西北地区所获得的长足发展,而且证明无论是在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,还是在推动民族团结、祖国统一等方面,佛教均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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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春日羁情
童年方剃削,弱冠导群迷。
儒释双披玩,声名独见跻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久憾累绁之作
一从命驾赴戎乡,几度躬先亘法梁。
吐纳共饮江海注,纵横竞揖慧风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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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与吐蕃争斗不止的漫长岁月里,特别是持续近百年的河湟危机,竟然会使佛教大盛于西北,且无论各族,都对其怀有虔诚信仰,这既是中古时期民族交融的重要内容,更是兄弟民族激烈碰撞的一种有益补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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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之深度影响西北地区,一个很重要的支点便是僧侣作为一支特殊势力,进入当地的行政体系中。